伦敦是我的梦中之城，我喜欢的作家、画家，几乎都在这里生活过。对我来说，伦敦就是约翰逊、就是兰姆、就是狄更斯、就是罗塞蒂、就是莫里斯、就是柯南。道尔、就是吴尔夫，更是奥斯卡。王尔德。这位19世纪最睿智最才华横溢最离经叛道的作家，从牛津毕业后就来到这座城市，在这里成名，却又在巅峰之际一落千丈，声名狼藉。当我有机会到伦敦住一个月，我首先就想寻访王尔德在伦敦的踪迹。凭着一张地图，一本友人送我的《伦敦文学指南》（The Literary Guide to London），我穿梭于伦敦的大街小巷，把王尔德当年住过、工作过、玩过、被关押过的地方走访了一遍。这里记录的只是几个主要场景。

　　两度居住的泰特街

　　泰特街（Tite Street）是我寻访的第一站。这是一条位于切尔西（Chelsea）的幽静小街，王尔德曾两度在这里居住。第一次是他刚到伦敦不久的1880年，和艺术家朋友麦尔斯（Frank Miles）合租的一间三楼公寓，有绿色的斜屋顶和阳台。房屋的前主人是两位叫Skeates的女人，王尔德去掉了Skeates中的两个字母，将公寓命名为“济慈屋”（Keats House）。但是住进不久，麦尔斯笃信宗教的父亲读到了王尔德的一首诗，大为震惊，认为是“猥亵放荡”的作品，担心对儿子产生不良影响，就请王尔德另找新居。麦尔斯居然也无异议。王尔德搬走时据说是火冒三丈，一边大骂一边乱扔衣服，并发誓永远不再理睬麦尔斯。有意思的是，多年后，麦尔斯被揭露出原来是个猥亵幼童者。

　　第二次住进泰特街是在四年后的1884年，这时的王尔德已经名声大振，如日中天。他娶了爱尔兰女孩康斯坦丝，买下了34号（当年门牌是16号）。这是一栋朴实无华的红砖四层楼房，从外面看只是很普通的维多利亚建筑。我在一百多年后来到这里，看到房子的外墙上挂着一块蓝色圆牌，上面白字写着：奥斯卡。王尔德，1854-1900，才子戏剧家曾在此居住。现在这栋房子仍是私人住宅，不能进去参观，我只能站在停满汽车、行人寥寥的街上，隔着窗墙，遥想当年在这里发生的故事。

　　王尔德买下这栋房子后，曾请当时著名的艺术家惠斯勒重新装潢设计，但惠斯勒回答：“你老是向我们宣讲房屋之美，现在你有机会露一手给我们看看了。”但王尔德还是请了另一位艺术家高德温来为他设计装修，他自己带着新婚太太一同去巴黎度蜜月。第二年一月，新家装修完工，整个房屋的基调是白色，前门、走廊、楼梯都是白色，餐厅漆成不同色调的白色；书房是淡黄色的，书桌是著名作家托马斯。卡莱尔的故物。王尔德在这里写下了小说《道连。格雷的画像》、童话《快乐王子》、戏剧《温夫人的扇子》、《理想丈夫》等最重要的作品。

　　1888年，爱尔兰文学青年叶芝应邀来这里过圣诞节，他后来在自传中说：“这位世上最完美的学者的风采令我震惊不已。”但他没有说，他因为给王尔德的儿子讲了一个有关巨人的可怕故事，惹恼了王尔德。而且王尔德也对叶芝赶时髦穿的黄鞋子大为不满。

　　也是在这里，王尔德初试同志云雨情。当时比王尔德小15岁的罗斯寄住在他家，这位加拿大裔的青年主动勾引了王尔德，从此为王尔德打开了享受生活的另一扇门。那是王尔德婚后第三年。1890年夏天，还在牛津读书的美少年道格拉斯出现在王尔德家的客厅，虽然这一次见面很短暂，但王尔德感到是与“人间至美面对面接触”，他在道格拉斯身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男性美，不久以后两人开始了一场短暂却不顾一切的狂恋。那一年王尔德36岁，道格拉斯20岁。

　　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的这段恋情是当年最为轰动的同性恋丑闻。时至今日，伦敦遍布同性恋酒吧，在街心花园，随处可见躺在草地上搂抱成一团的青年男子。

　　几年后，王尔德因风化案被捕审讯期间，一些抢劫者闯入王尔德家，盗走了不少财物。再过不久，为了支付昂贵的诉讼费用，这栋房子连同家具图书一起拍卖了。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人住在这里，也不明白伦敦政府为什么不把这里恢复成王尔德故居，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瞻仰参观。

　　萨沃伊饭店和阿尔伯马俱乐部

　　虽然道格拉斯经常到泰特街来拜访，也颇受王尔德太太康斯坦丝的欢迎，但王尔德却与太太的感情日渐疏远。他经常不回家，或在他的阿尔伯马俱乐部（Albemarle Club），或在萨沃伊饭店（Savoy Hotel），和道格拉斯及街上带回的娈童廝混。1889年才开张的萨沃伊饭店位于科芬花园（Covent Garden），在泰晤士河滨，这里有中央供暖系统，有24座电梯、70间浴室（当年最大的饭店也不过只有四五个浴室），还有24小时客房服务，是伦敦第一流的豪华饭店。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包下了饭店的346号房，尽情享受着冰凉的香槟和灼热的性爱。当他们手挽着手要进饭店的时候，王尔德提议从侧门进去，以免在大厅太引人注目，道格拉斯说：“我希望每个人都看到我们，都说：”奥斯卡。王尔德和他的小子来了！‘“

　　在王尔德眼中，年轻的道格拉斯像“一朵水仙”，“在沙发上舒展身体时，又像一朵风信子”。但两人在生理需要上却无法配合，最后只得达成默契，维持柏拉图式的关系，藉由其他渠道各自发泄性需求。通常是由道格拉斯的朋友安排男妓，把他们领到餐厅或皇家咖啡馆（Café Royal），共进晚餐轻松聊天后，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再把他们带回萨沃伊的包房，继续享受香槟和美食……后来王尔德因风化案审讯期间，有个萨沃伊的女仆当庭作证，在王尔德的床单上曾发现过可疑的污迹。

　　萨沃伊饭店现仍在营业，我只在门口观望了一下，没有看到奥斯卡。王尔德和他的小子出入。而位于多佛街37号的阿尔伯马俱乐部，房子依然在，但已改作他用了。1895年2月28日，王尔德到这里取信时，大厅的服务生给了他一张名片和一封信，是道格拉斯的父亲十天前留下的，上面潦草的笔迹写着：“给奥斯卡。王尔德，鸡奸者。”此前道格拉斯的父亲昆斯贝利侯爵为阻止王尔德和他儿子交往，已经多次搔扰过王尔德，不仅闯到泰特街威胁过，还带着菜皮到剧院去扔，这一次王尔德认为抓到了昆斯贝利侯爵诽谤的证据，准备向法庭起诉。而这一次的起诉，却把他自己给断送了。我在这栋彻底改变王尔德命运的房子前拍了一张照片。

　　被拘捕之地：卡多根旅馆

　　诉讼案于1895年4月3日在位于伦敦城区的中央刑法法庭（老贝利）开庭，三天的庭审对王尔德越来越不利，最终法院判昆斯贝利侯爵无罪。相反，王尔德的“行为不检”已天下皆知，随时有可能被拘捕。

　　4月5日，王尔德在道格拉斯和其他友人陪同下，从法庭来到位于贝尔格莱维亚（Belgravia）的卡多根旅馆（Cadogan Hotel）。他太太也赶来和他见面。可怜的康斯坦丝在此之前一点都不知道她丈夫生活中的另一面，但她还是站在王尔德一边，同其他朋友们一起劝说王尔德立即离开英国去法国，但王尔德一杯一杯地喝着饮料，执拗不走。下午六点多，伦敦警察厅的两位警察敲响了房门，王尔德抽着烟，对他们说：“如果我必须走，我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的。”他穿上外套，戴上手套，还随手挟了一本黄色封面的法国小说，跟警察走了。事后报纸在报道时，误以为他挟的那本黄皮书是《黄皮书》杂志，结果《黄皮书》杂志社遭到“愤怒市民”的冲击。1937年，英国诗人贝杰曼（John Betjeman）写了一首题为“奥斯卡。王尔德在卡多根旅馆被捕”的诗篇，重现当时的场景。另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西利尔。康纳利（Cyril Connolly）则说，王尔德的被捕，使英国的文学生活倒退了20年。

　　一百多年过去了，当我来到这家旅馆时，这里的服务员依然记得王尔德当年就是在118号房间被捕的。我问能否让我参观一下，服务员说当然可以，但要查一查是否有客人住着。不巧的是，这个房间有客人。不过热心的服务员把我带到底楼的起居室，说：“王尔德曾在这里休息会客，你可以参观一下。”我知道，王尔德只在这里待了半天，根本没时间到起居室休息会友。但我仍感谢他的热心，拍了一张起居室的照片。

　　西敏寺和王尔德塑像

　　审判的结果，王尔德因“私下与同性进行猥亵等不正当关系”而被判劳役两年，关进了雷丁监狱。1897年5月刑满释放，随即化名去法国，过了三年半的流亡生涯，1900年11月在巴黎病逝。

　　王尔德去世95年后，伦敦西敏寺（Westminster Abbey）才在“诗人角”为他设了一个神龛。但我在那里却怎么也没找到王尔德的名字，就问一位穿红袍的神职人员。他让我抬头仰望那扇蓝色玻璃窗，果然看到了王尔德的名字刻在上面，熠熠然发着光芒。客死他乡在海外游荡了近百年的冤魂终于回到了他生前热爱的城市。在举行仪式时，教堂主持说，他们缅怀昔人只是因为他的文学才华，至于伦理价值，一概不去评说。昆斯贝利侯爵的后代也参加了仪式，并向王尔德的后代表示了歉意。

　　在王尔德生前经常出没的科芬花园，在阿德莱德街（Adelaide Street）的街心，竖立着一座王尔德的青铜头像，大理石的座子上刻着“与王尔德交谈”，另一面刻着王尔德著名的妙语：“我们所有人都身处阴沟，但有一些却仰望星空。”